我一次又一次地向火和水中的神躬身致敬，他弥漫于整个世界，藏身在年年成熟的谷物中，也藏身在四季不凋的常青树中。
奥义书
泰戈尔 生之实现

《奥义书》中说道：最高存在是遍在的，所以”他”是万物内在之善。为了使得知识、爱与布施一切众生真正结为一体，在遍一切处的”梵”之中证悟一个人的自我，就是善的本质，这也就是《奥义书》训示的主旨：生生不易。
泰戈尔
梵我的关系

我要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从我们邻人的制度中模仿得来的。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
对于那些我们放在当权地位的人，我们服从；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二点又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同时又能够对于这个冒险，事先深思熟虑。他人的勇敢，由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疑惧了。但是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
再者，在关于一般友谊的问题上，我们和其他大多数的人也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我们结交朋友的方法是给他人以好处，而不是从他人方面得到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友谊更为可靠，因为我们要继续对他们表示好感，使受惠于我们的人永远感激我们：但是受我们一些恩惠的人，在感情上缺少同样的热忱，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报答我们的时候，这好像是偿还一笔债务样，而不是自动地给予恩惠。在这方面，我们是独特的。当我们真的给予他人以恩惠时，我们不是因为估计我们的得失而这样做的，乃是由于我们的慷慨，这样做而无后悔的。因此，如果把一切都联合起来考虑的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为着说明这并不是在这个典礼上的空自吹嘘，而是真正的具体事实，你们只要考虑一下正因为我在上面所说的优良品质，我们的城邦才获得它现有的势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伟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在雅典的情况下，人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受它统治的属民不因统治者不够格而抱怨。真的，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娱乐于一时，而他们对于事实的估计不足以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到处对我们的朋友施以恩德，对我们的敌人给予痛苦；关于这些事情，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
那么，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因为这个缘故，我说了这么多话来讨论我们的城市，因为我要很清楚地说明，我们所争取的目的比其他那些没有我们的优点的人所争取的目的要远大些；因此，我想用实证来更清楚地表达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现在对于他们歌颂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我已经歌颂了我们的城邦，但是使我们的城邦光明灿烂的是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同时你们也会发现，言辞是不能够公允地表达他们的行为的；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和他们这种情况一样的也是不会很多的。
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发言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卢梭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刚开始走过这个世界时就如同走过一个迷人的花园，随着他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必然出现的冲突，他变得越来越忧郁和痛苦。既然人已经证明并不全是好的，他就倾向于将他们都只看做全是坏的，并就这样描述他们。实际上，所谓的现实主义因此就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讽刺，一种源于强烈的感情幻灭的产物。
卢梭与浪漫主义

浮士德-献词
梁宗岱译
你们又来临了么，飘忽的幻影！
早年曾显现于我朦胧的眼前。
今番，我可要把你们凝定？
难道我还不忘情于那些梦幻？
你们蜂拥前来！好！随你们高兴 。
尽管在烟雾间从我四周涌现。
给那簇拥你们的灵氛所鼓荡，
我的胸怀又闪着青春的怅望。
你们带来欢乐的年光的影子，
多少亲挚的音容偕你们呈现，
象漶溢了一半的古旧传奇，
最初的爱和友谊纷纷地莅临：
痛苦又更新了，他的呜咽重提
我那漂泊的生涯羊肠的旅程，
并细数那些良朋，他们在韶年
被命运挫折，已先我永别人间。
我为他们唱出我最初的感叹，
他们却听不见我后来的歌吟；
知心话儿即早已风流云散，
那最初的应和，唉！也永远消沉。
我的歌声把陌生的听众摇撼；
他们的赞扬徒使我心急如焚，
而少数知音，如果他们还活着，
也已四散飘零于天涯和海角。
可是一缕久以生疏的乡思，
又曳我向那静谧庄严的灵都；
我凄婉的歌儿，象伊阿的琴丝，
带着迷离的音调娓娓地低述 。
一阵颤栗抓住我，眼泪接眼泪：
硬心肠化作一团温软的模糊。
我眼前有的，霎时消逝的远远：
那消逝了的，重新矗立在眼前。

在脑海中构想出这些建筑的真正目的，是为无数的概念提供安置之所，而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体。利玛窦写道，对每一样我们希望记住的东西，都应给予它一个形象，并给每个形象分配一个位置，使它能安然存放在那里，直到我们准备通过记忆的行动收回它。只有这些形象都各得其所，且我们能迅疾地记起它们的位置，整个记忆体系才能运作。鉴于此，为了便于记忆，显然最简单的办法是依靠那些真实的、我们了熟于心的处所。然而，按利玛窦所想，这也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正是通过不断增加形象以及存放形象之位置的数量才能增强我们的记忆。那么中国人将纠结于这个烦难的任务，即创造无数虚拟的场所，将实和虚的场所混合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复习将其永铸于记忆之中，最终使那些虚拟的场所“与实有者可无殊焉”。

利瑪窦的记忆宫殿
8

中国人不太使用火枪，他们也没有多少支；火炮和炸药他们拥有的数量也很少，也用不了多少火药。但是，每年春节他们都会燃放大量焰火，其精美的程度让我们每个人看到都会惊叹不已。他们能制作出各种巧妙的焰火，放在空中像是鲜花、水果，或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每个人都喜欢放焰火。有一年在南京（1599年），我估算了一下，在一个月的新春佳节里他们用掉的硝石和火药比我们打一场两三个月的战争耗费还要多。

利瑪窦的记忆宫殿

此外，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的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江村经济
序

许多人会记得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1）里的警句，“如果有人借我的书爬了上去，必须把梯子踢掉”，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借用过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比喻，将他的哲学比作火，当引起火灾后要将其熄灭。而在20多个世纪以前，释迦牟尼就已经将自己的教导比喻为木筏，人们渡河后，就应该把它抛弃。说法更刻薄的是埃奈西德姆，他将怀疑看作一种栓剂，需要和被其净化的东西一起丢弃。

人类愚蠢辞典
246

越是愚蠢的人就越会为一些宏大问题焦虑不安，用毫无内涵的答案来使自己满意。这类的典型问题是“事物存在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抱有这些疑问的人，如果听到“意义不仅不存在，而且追寻意义本身就毫无意义”这种答案，肯定不会乐意。

其实，意义是语言中句子的一种功能，而不是世间万物包括生命的特性。遗憾的是，问题越是愚蠢，在不容易满足的人听起来就越是顺耳。这也是诗人、小说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会专门提这类问题、爱看幻想文学的原因。

人类愚蠢辞典

当万历帝了解到，欧洲的皇帝们拥有高层的宫殿，而自己居住于较高楼层时，他不禁哈哈大笑，这做法在他看来是很荒唐的。这个例子让利玛窦感受到“所有的人都满足于停留在他们所成长起来的生活方式中”。

利瑪窦的记忆宫殿